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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主要以对自由资本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自由企业制度”原理的集中、且浅显易懂的阐述而广为人知。他的主要著作是1759年的《道德情感论》（人们常常错误地称之为《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的《国富论》，前者提供了后者所必须的道德或者情感基础，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后者顺其自然地促成了前者的诞生。在斯密之前的威廉·佩第爵士所开创的“政治算术”中，政府在贸易中的角色必须本质上是“对整体进行天意般的关怀，但通常要让次要因素按其自身规律发挥作用”。然而，这种转变本身并未缓解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的普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在诸多事例中驱使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试图对经济形态、以及由此随时间推移形成的生存方式、社会价值观和个人性格结构实施更强大、更果断的控制。正如波考克所强调的，一种以纯洁与美德为政治导向的体系，始终需要与之相配的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建立在投机行为和对利润的持续追求之上；这种物质利益在前斯密时代的许多人看来，似乎既腐蚀着公民意识，又侵蚀着其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总体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专家、知识分子、大学伪精英还是政客，他们对19世纪中期及20世纪以来“东小”、朝鲜、古巴、乃至法兰克福、巴黎等地那些辛勤劳动者的品性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本质上都如同斯密时代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人们一样，始终未能做出可靠的判断。

　　在斯密之前，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还从来不曾有人像他那样，集中如此庞大的精力于经济学的专门研究和阐述之上而不愿意同时稍稍放纵一下自己的才华于其他领域的，《国富论》因此就成为了一部探讨如何通过经济学的语言向历史和“普遍人类”发号施令的作品。对于这种“经济学语言的命令”，斯密描述得简单而又生动：“由于每个人都尽力利用其资金支持国内工业，同时也尽力对国内工业加以指导以使产品获得最大价值，所以每个人都会劳动，尽全力使社会的年收入达到最大值。事实上，总的来说，他既没有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程度。他喜欢支持国内工业而不支持国外工业，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他自己的安全打算；他对国内工业加以指导以使产品达到最大价值，这样做的目的也只是为他的个人所得着想。在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他受无形的手的驱使促进一个目标的实现。这一目标根本不包括在他的意图之中，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他经常促进社会的利益，而且比他真的打算促进社会利益时更有效。我从没听说过那些假装为了公共利益而经商的人做出过什么有益的事情。这的确是一种装模作样，在商人中并不多见，而且用不了几句话即可劝说他不这样做。”

　　“经济学语言的命令”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若仅靠法国旧制度时期或者小皮特保守主义转向时期的那种安逸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认为治理国家可以放心地交给统治者的想法属于一个早已消逝的世界。因此，斯密要从那个逝去的世界的视角开始，从旧制度的垂死挣扎开始。 大约在1792年或1793年的某个时候，或许是在狱中等待审判和送上断头台期间，斐扬派的巴纳夫着手试图解释法国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历史动荡。他曾在这场运动中扮演过一段时间的重要角色，但如今这场革命即将将他吞噬。巴纳夫的《法国大革命导论》在许多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是他们认为在大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典型体现。然而，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巴纳夫本人的政治承诺和社会敏感性并非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他坚信革命如同人类社会和政治组织中的所有重大变革一样，能够通过社会发展的结构必然性来加以解释，能够证明其源于这种必然性。在这一点上，他对于革命的解释立场与迈斯特、博纳尔以及整个19世纪的激进共和派，包括米什莱在内，甚至与1796年那些受挫的革命者如巴贝夫和菲利波等人，都有着本质区别，这些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革命主要视为一场毫无缘由的、或光荣或邪恶的政治冒险，或者是一场神圣或世俗的社会罪孽与救赎的戏剧。

　　巴纳夫则冷静地认为，大革命只是法国社会在前两个世纪左右的历史发展中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以完全超越了老米拉波的宏阔眼光，特别强调了重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结构性可理解性，此即他所说的为历史上重大时期做准备的因素：政府的变革，如同所有那些取决于人的激情和意志的自然现象一样，无法遵循适用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那些固定且可计算的规律。但在众多共同作用从而产生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当中，有一些与事物的本质紧密相连，其持续而有规律的作用如此牢固地支配着偶然因素，以至于在一段时期内几乎必然会产生影响。正是这些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改变了民族的面貌。所有的小事件都被融入到它们的总体结果之中。正是这些原因准备了历史上的重大时期，而那些几乎总是被归因于这些重大时期的次要原因，只是赋予它们以特定的形式罢了。

　　亚当·斯密毫无疑问是巴纳夫的同路者；李嘉图用同样现实且冷静的语言揭示了隐藏在斯密那种看似温和而充满情感色彩的“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来拯救人类”的自由资本主义背后的力量：“劳动力应在市场上找到它的价值；金钱的创造应受到自动机制的约束；货物应毫无阻碍或毫无人为选择地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总言之，应主张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和自由贸易。”对斯密来说，经济实在要素的这种自由运行构成了他阐述于《国富论》中的要点的基础，这一要点就是：共同利益不是通过对企业进行有差别立法刺激，而是通过让“自然”自动地将个人的自身利益转化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实现的。正是这一点可使《国富论》一跃而居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独立宣言”。追溯19世纪英国主要“经济时刻”之根源，实际上无不在于1776年的这一起点。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规定国内劳动力供应受市场定价机制的控制；1844年的《皮尔银行法》，规定国内经济的货币流通要比以前更严格地受金本位自我调节机制的控制；1846年的《反粮食法案》，使英国市场向全世界的粮食供应开放。这三项措施构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自我调节世界市场体系的核心，它们形成了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这三项重大立法行动只不过是对奔涌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大英帝国自由化潮流的确认和反应。对于更熟悉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概念的今天的人们来说，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不能算是漫长；斯密的信念也自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力。

　　《国富论》毕竟是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之时就已出版并为人知；阐述于书中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精神立刻便召唤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然而，这力量所要攻击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当时的大政府，倒不如说是当时的大企业，主要是在当时有代表性的特许权股份公司，这些公司及其所表征的传统深深扎根在伊美莎白一世的“美好时代”。尽管斯密尽可能做到不夸大政府行为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他却不能否认，伊丽莎白时代王权方面的政治现实主义战略和战争方面虽然有限但却谨慎并富有成效的业绩，真正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进程劈开了第一块石头；举最通俗的例子来说，若没有王权方面罪恶、暴力、但不失果敢的行动，英国便无法从海盗时代过渡到头号海军大国的时代，英国也将因此而丧失其最物质性的军事基础，使日后的商业和军事帝国化为泡影，从而最终永久性地陷入悲惨且无法自拔的欧洲大陆事务当时，若如此，一个欧洲边缘二流小国也许就是上帝最后的恩赐。

　　凯恩斯曾在《论国家自主》中指出，德雷克用“金鹿号”载回英国的掠夺物价值为60万英镑；有了这笔抢劫自西班牙的庞大收入，伊美莎白不但可以还清全部债务，还能向当时的立凡特公司投资大约4.2万英镑的巨量资金。东印度公司的原始资本就是得自这笔立凡特贸易资金所得的利润，而东印度公司本身的利润则是17和18世纪英国国际商业网络的主要基础；凯恩斯指出，假如每年的利润率是6.5%，这些赢利的再投资率是50%，那么1580年的4.2万英镑就足以产生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在1700年的全部资本价值，并构成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全部股份的近40亿英镑。

　　更根本的是，这种以“抢劫”为开端的英国资本主义财政的反复循环，开创了贯穿英国资本主义历程的另一个重大传统，即“可靠货币”的传统。布罗代尔曾惊叹说：“每一种其他记帐货币，就象其他无数货币一样，都涨落不定，不是受国家的操纵，就是受经济状况的扰乱，一部货币史可谓一部人类的愚蠢史；英镑却在1560到1561年间被伊丽莎白一世稳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出现波动，1920年之前，或者可以说1931年之前一直保持其固有的价值。这简直是一种奇迹，在欧洲所有货币当中，只有英镑平稳地走过了令人惊叹的300年路程。”英镑的这种超常的稳定经历了历次的考验而不倒，巩固了王权对国内和国外借贷者的信誉，大量吸收了不断处于动荡中的欧洲竞争者的流动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传统的王权迅速转化为较之所有竞争者都更有效的国家主义提供了迫切的经济基础，由国家主义熔构起来的强大的英格兰民族集团则成为英国商业和资本进行世界性推进和扩张的火车头。

　　凯恩斯的这个说明具有典型性质，它说明了在“国富论”之前到伊丽莎白时代的将近三个世纪时间中，英国王权和土地贵族的力量如何造就了英国国内和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起源及“自我扩张”；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种王权和土地贵族力量的联盟所造成的国内条件和体系条件在随后的时代里不断重生，支撑并推进英国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一进程并没有因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自由化潮流而削弱或者中断，事实上，恰恰是在后斯密时代的帝国自由化进程中，来自统治阶层的支持变得更为强大、宽广和牢固。

　　伊丽莎白刚开始统治时，荷兰资本主义占据着霸主地位，阿姆斯特丹是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金融市场，英国资本的主要部分受制于荷兰；同时，通过作为世界物品集散地的荷兰，更为老练狡猾的意大利和德国的商人和金融家侵蚀了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贸易和手工艺的利润。16世纪初的贸易大扩张更是牢牢地把英国钳制在以荷兰为中心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对此，实力雄厚的英格兰商人兼金融家格雷沙姆勋爵提醒伊丽莎白，只有英国商人才能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这是因为英国商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无论如何必须支持你”。伊丽莎白听从勋爵的建议，在伦敦筹建了皇家证券交易所，并为其祝福；仅仅花了几十年时间，皇家证券交易所就开始真正满足了英国统治的金融需要；用韦伯的话来说，这标志着金融力量和枪炮力量之间一种新的“值得注意的同盟”的诞生，也就是说，它标志着巨额金融资本领域里国家主义的开始。稳定的货币则成为这一联盟中双方力量的传送带，因为正是英镑对“古代正确标准”的坚守，才能彻底摆脱英国金融和资本扩张中遭受外国资本扰乱的可能。

　　在17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各个国家为争夺流动资本而进行了剧烈的斗争，这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所有战争的深层原因。在这一斗争中，荷兰本身，按照韦伯的定义，作为领有土地的国家权力组织，实际上是很脆弱的，荷兰资本与荷兰自身脆弱的寡头政体很难产生稳定的结合，这使得荷兰的资本主义组织处于极其尴尬的位置，由于缺乏类似英国那样以政府为基础的强大而稳固的君主政体，荷兰实际上根本无法在自身领有的狭窄国土上建立起以王权为力量和体系轴心的更为复杂和宽广的统治形态，这一致命弱点在其与腓力普二世和路易十四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不断暴露出来，尽管荷兰在这些战争中都依靠莫名的力量逃脱了覆亡的命运，也不管诗人们的称颂之辞，荷兰终究无法挤身“民族国家”之列，相反，荷兰一方面具有以往意大利城市商业共和国的特点，就是通过很不可靠的联盟将对资本的保护交给外国，其中最著名的是佛罗伦萨与法国的结盟，另一方面，荷兰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又必需具备一个立足于本国的保护力量，以使保护成本内部化，在现代民族国家和重商主义已经发展成熟的时期，这实际上越来越不可能。这最终迫使荷兰资本不得不将世界范围的商业利益置于自身国土的有效治理所能带来的利益之上，除了纯粹的利润之外，荷兰一直无法对其商业帝国进行有效的占领、保护和经营。在这一意义上，英国就成为了第一个真正的国家，也就是说，英国第一个做到了资本力量与枪炮力量之间的真正联盟。奥兰治主义在荷兰始终无法扎根，却在英国找到其称得上是天然的土壤，并由威廉三世转任英国国王而达到了顶点，这可算是对荷兰资本主义历史最富悲剧性的一笔描画和十足的讽刺。174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懂事长写道：“说出来真难为情，什么都短缺，船只、人员、官员；尼德兰力量的主要支柱已经摇晃了。”

　　从此往后，一种气势汹汹、不容妥协的经济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根本特点，直到工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崛起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意大利银行家在16世纪被驱逐出英国；汉萨同盟的商人在1556年被剥夺特权，在1595年被夺去‘汉萨海外事务所’；是为了对抗安特卫普，英国才在1566到1568年间建立了皇家证券交易所；是为了对抗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实际成立证券公司；是为了对抗荷兰，才制定了1651年的《航海条例》；是为了对抗法国，才出台了18世纪盛气凌人的殖民政策。随着它的地位日益牢固，整个英国气氛紧张，高度警惕，盛气凌人，决心制定法律，并在国内外付诸实施……我们应当把英镑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国家独特的气势汹汹的紧张气氛不断产生的结果；这个国家必须具备严格的条件，即它是个孤立无援的需要保卫的岛国，它在努力冲出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有着毫不含糊的敌人，昨天是西班牙、葡萄牙，今天是荷兰，明天是法国。稳定的英镑是这类战役中的一件武器。”

　　1689年奥兰治的威廉登基成为英国国王，标志了荷兰开始从属英国的转折点。正是依赖荷兰资本的帮助，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制服法国，正是登上资本主义的霸主地位。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此时的英国虽然称得上把伊丽莎白所梦想的民族资本集团的权力形式推进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但是，英国本身却也面临一个更具考验性的转折点，那就是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帝国资本主义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转折点上，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处于18世纪资本主义全面扩张期的英国，可谓典型的雅努斯双面神，一方面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民族国家，地产与资本之间承自伊丽莎白时代的强大联盟成就了一个更广泛、更庞大的组织体系，使得英国能够以纺织、煤炭、钢铁以及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为核心，造就了强大的国内市场，实现了生产本身和生产成本的内部化，工业资本主义在此时以“工业革命”的形式强势崛起，这是它以前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做不到或未能做到的，包括西班牙、以及很大程度上的荷兰；另一方面，它也正在征服一个世界范围的商业和领土帝国，因此，英国资本主义组织体系的统治阶层和领导阶层获得了对世界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无与伦比的支配权，这使得英国人能够做到甚至荷兰人也做不到的，那就是，把流动资本和世界性贸易的国际性竞争一一转化为自身的有利条件，同时无需外国力量便可行使对自身资本的全部有效保护。

　　18世纪中期，英国在印度进行了普拉西战役，并实施了“抢劫”，这次抢劫所得钱财却对英国资本体系没有产生任何用处，反而为英国政坛的腐败提供了空间，这使英国商业阶层和自由企业阶层清楚地看到，由于帝国的建立和稳固，英国的流动资本已经达到充裕程度，加之外在威胁的不存在，将使得任何违反自由资本主义的积累之道都只能有害而无利。另一个促成自由化的重大因素是：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龙头部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全球性的工业，它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一般都依赖于通过在国外市场上采购投入和销售产出所实现的外部节约，帝国是这些工业部门最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和最充分的市场；美洲的独立战争并未使美国南方产生经济民族主义的热情，南北的对峙实际上迫使南方更热切、更紧密地融入了英国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当中；完全可以设想，即使整个北美大陆都追随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设想，并由此设想发展出类似于英国诞生自16世纪的经济民族主义，那么单单印度的存在就能起到稳定全部帝国的作用。同时，英国国内生产资料在拿破伦战争时期得到迅猛发展，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仅仅国内贸易在正常时期的消化和承受能力，只有扩大到世界范围才能保证其生产的规模和专门性。

　　正是在此一背景下，以《国富论》为标志，英国发起了向大公司、大企业，尤其是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特许权公司的挑战，《国富论》告诉人们：“这些公司，虽然通过自有资金进行国家认为不一定慎重的实验而可能在首先建立某些商业部门方面发挥过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普遍证明不是成了包袱，就是毫无用处；不是在贸易中经营不善，就是限制了贸易的发展。”的确，英国商业在经历了1688年的事件之后，便从传统土地贵族的钳制中释放出巨大的力量，那种原来由土地贵族控制的寡头式的商业结构很快就失去了它的威尼斯风格和色彩，由此而在商业领域导致了基础更广泛、构成也更民族的结构；这使得经济民族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特许权股份公司一旦完成开辟新的商业部门的任务之后，就常常处于被剥夺特权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以小型和中型的自由企业为主干力量，传统的有土地贵族主导的寡头式商业结构对这些企业群的那种灵活而有效的进料、生产和销售无疑有百害而无一利。1688年的革命给无照经营者真正壮了胆，只要有“帝国”的保护，他们便能够潮水般地毫无阻挡地涌入比如东印度公司和皇家非洲公司所开辟的广阔贸易和资本领域当中；1698年，议会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并授权他们在支付占出口额十分之一的费用后，便可使用以往特许权公司的所有便利设施，包括军事堡垒在内。私人小企业在获得与公司大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之后，其更为灵活有效的、更富创造力和动力的经营方式便很快大获全胜。

　　在18世纪，诸如南海公司骗局这样因统治阶层缺乏经验而不断出现的事例，对自由资本阶层来说，既是痛彻心扉的记忆，更是良好的攻击机会。随着贸易的扩大，私人小企业的非正式活动很快发展到公司无法控制的程度，而这种经营方式所赚取的较之大公司大得多的利润则构成了自由资本阶层赢得议会和统治阶层最终支持的物质基础。到18世纪末期，斯密在《国富论》中赋予其自由资本主义的观念形态，于是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开始在帝国范围内被认为是一种比垄断更加有效的富国之策。

　　1833年，议会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特权，这标志着东印度公司末日的到来。在被剥夺商业特权之后，这种半商业半政府性质的公司在帝国职能和战争职能方面的能力进一步下降，最终，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发现它看来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统治它往日里所征服的帝国了。1857年印度大叛乱之后，英国政府实施了“帝国国有化”策略，此时，已经很少有人关心公司的命运了，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穆勒在为东印度公司撰写历史的时候，事实上也正是该为这一公司书写墓志铭的时候。总之，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组织，实际上是由英国政府授权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行使立国和战争职能的性质模糊的组织。这两种职能本身既是目的，也是商业扩张的手段。只要这些公司在履行这些职能方面比政府本身更有效，她们就会获得与其所提供服务相应的贸易特权和保护；一旦公司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者出现更有效率的竞争者的时候，它的特权就被剥夺，它以往的职能就由英国政府自身来接管。一旦形势和条件使得这种公司再次有可能产生作用的时候，它们立刻就会以不同的名称复活，19世纪末，英国政府在资本主义竞争加剧，帝国本身遭受威胁的时候，重新创造了多家这样的股份特许权公司，它们再次成为英国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工具，并伴随英国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斯密的包括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在内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中，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在乎帝国，英国18和19世纪以斯密的设想为基础而进行的“自由化”进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帝国国有化”的进程，这一点毫不奇怪；确切地说，两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离开任何一个，则另一个就无法生存。正如波兰尼所言：自由资本主义“意味着英国的粮食供应将依靠海外货源；英国在必要时候将牺牲自己的农业，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它将成为未来某种构想模糊的世界统一体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个星球的大家庭不得不是个和平的大家庭，否则不得不靠海军力量来确保英国的安全；英国国民在笃信其优越的发明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将会面临连续的工业混乱的前景。然而，人们相信，只要全世界的粮食都能自由地流向英国，那么它的工厂就能够把价格定得比全世界都低。”

　　总之，《国富论》为我们讲述了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念和原理，这一信念和原理在帝国存在并运行良好的时候行之有效，但是到19世纪后期，随着德国式的以国家为支撑的大公司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运行便遭到了遏止，为了解决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英国人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果是自由自由资本主义最终为以凯恩斯调整为基础的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及其跨国经营这一模式所取代。自由资本主义自开始就有其咒骂者和赞颂者，双方都不缺乏诗人，但当我们真的问一问“真理在哪一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国富论》并没有作出尝试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国富论》只是为我们讲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念和原理，这一信念和原理存活于18实际后期和19世纪的英帝国，并且随着帝国的壮大而壮大，随着帝国的衰亡而衰亡。

　　在帝国的黄金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生存和运行端赖两个力量支柱，在国内是辉格党所构成的议会派多数；辉格党的大人物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家的权力以及他们自身的权力，全部依赖于随时准备用军事的或者商业的手段去赚钱；而在18世纪中叶之前，他们很少能够从工业资本主义中赚到什么钱；但是当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突然兴起的时候，他们则毫无波折地使自己适应了形势；仔细分析辉格党的历史，实际上，正如同19世纪的金本位制乃是延续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经济国家主义传统一样，辉格党人在托利党人有效而微妙的配合下成功操作的自由资本主义，同样是在实质上延续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国家主义传统。

　　自由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力量支柱在国外，这就是帝国海军。自由资本主义的研究者在不可避免的阐述被编入英国的印度军队时，都不会不赞同这样的见解：“这不是一支以在印度执行内部防御和警察任务为主要目的的军队，而是一支正式和非正式的英帝国的军队。它在全世界活动，为工业革命的产品打开市场，使劳动力服从资本的控制，为‘愚昧’的文明带来基督教和理性的文明价值。印度的军队是戴着维多利亚扩张主义软手套的铁拳，而且，因为大英帝国是这一时代世界体系赖以运转的主要国家，印度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

　　令人惊奇的是，《国富论》并未论述自由资本主义的这两个其生存寄居其上的力量支柱，显然，这并不能归结为亚当.斯密的帝国沙文主义情绪和意图，实际上，正如人们经常指责或赞颂的那样，帝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和意图恰恰是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天然缺乏的，亚当.斯密正是这一智识运动的领袖人物。解答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斯密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基础和理据，因而不需要为它寻找外来的力量支持；在斯密看来，自由资本主义是符合“自然”的，它本身有其道德基础，而这一道德基础也同样是出于“自然”；自由资本主义也许不是一件永恒的“东西”，它会发生不断的、难以预料的变化，不过斯密相信，存在一个所有变化都在其中发生的不变的境遇和框架，这一境域和框架就是“自然”。

　　斯密为何如此执着这样一个“自然”体系，根本缘由就在于历史学家伍德对启蒙时代之社会心理所作的经典评论：“并不是说人们的动机不重要；动机在事实上制造着包括革命在内的事件。但是，人们的目的，尤其是处于一场革命中的人们的目的是如此众多、如此多变和如此矛盾，以至于在其复杂的互动中所产生的结果既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图，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能预见的。正是在这种互动和结果面前，新近的历史学家们对导致革命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和‘非个人性的无情力量’各执己见。如果历史解释不考虑这些‘力量’，换言之，如果它仅仅依赖于对行动者的明确意图的理解，那将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历史建构的一部分。他批判了将国富论与国家黄金储备等同起来的观点，这虽然正确，但却忽略了重商主义者才是该学科的真正奠基者，以及他们所捍卫的政策对工业革命的实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或者应该说，重商主义者中不乏杰出的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政策制定涉及国家对市场的强力干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依靠包括君主、他的世袭贵族——其收入来自国库而非地租——以及由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庞大新兴大资产阶级，其发展战略侧重于通过尽可能扩大民族国家的边界来扩大国内市场。君主发动战争，旨在吞并邻国的领土。他们毫不犹豫地干预经济，并组织垄断，从而要求绝对君主与大型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建立合作关系，资产阶级纳税来资助君主的战争。

　　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大同小异，国家权力与两者都是对立的。而布罗代尔则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且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革命的核心。基于这一思想，阿瑞吉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它并非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从分散的资本主义 (很久以前就以商人的形式存在于各地)向集中的权力的过渡——国家与资本的奇异融合。”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 “资本主义只有当它与国家合一，当它本身就是国家时，才能取得胜利。” 重商主义的阶级联盟将大商人和金融家与君主及其由贵族和官僚组成的世袭制宫廷联系在一起，专制国家和民族国家由此起源。阿瑞吉认为，“国家间竞争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只有当一个新的主导集团积累了足够的世界力量，使其能够保持既定地位，而不仅仅是规避国家间竞争时，才会发生重大的物质扩张”。这无疑是一个基于“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论点，斯密当然清楚这些，不过，他对基于“血与土”的地缘政治观点毫无兴趣，甚至几乎没有批判的兴趣。

　　另一方面，魁奈和米拉波认为，贸易这种商业机构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市场交换活动本身所蕴含的自由精神要求建立共和政体。 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健全的主权权力体系来解决内部争端，并保护其公民免受彼此侵害，以“制定有关联合、仓储和安全的法律”。他们所需要的并非单一领导人的制度，也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对国家进行重组。这种商业国家的最佳防御在于其能够出色地履行其专门职能：对邻国友好并为其服务， “通过使他们富裕，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赋予他们的商品以财富属性来文明化他们”。但商业社会灵活的政治结构和贸易自由之所以不可或缺，并不仅仅是因为干预其创造财富的机制会毁掉财富本身，贸易本身的逻辑也要求政治组织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在米拉波看来，“主权的基础在于稳定”，但他认为通过贸易获取财富的社会很难实现稳定。贸易变幻莫测、瞬息万变，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计手段。因此，在商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建立在“持续不断的活动”之上。维持内部秩序需要将最根本的法律固定下来，但同时也需要“大量与之相关的规章制度”。精研过重农主义的斯密对这些无疑也是洞若观火，并且实际上也构成了《国富论》浓墨重彩的部分，不过，斯密对重农主义背后的“国家主义”却是展开了犀利批判。他以绵密的历史材料论证了，内部经济和民政管理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只有经常征询获利者的意见，才能实现这种有意识的调整。商业社会必须在灵活性和处理“盈利业务变化”所带来 的众多新挑战的“有序和有条理的方式”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尽管商业可能极为有利可图，但它也使社会生活变得多变和不确定，使得商业成功的贸易国家的生存更加依赖于其宪法的持续健全以及对商业成功所引发的动荡野心和腐败现象的有效遏制。从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融合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次级和人造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基础和存续时间都不那么稳固，扩展能力较弱，也无法形成庞大的帝国，但在其有限的疆域内却是自由、富裕和强大的。然而，这类社会是短暂易变的，由于自身无可避免的过度放纵、疏忽大意，或者邻国的进取，它们很容易发生变化，因为其构成方式使其过于容易受到竞争的冲击。战争经济的需求一旦渗入国内政治领域，也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普遍腐败，危及国家的政治健康；庞大公共债务支撑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意味着存在金融家阶层影响力上升的危险，他们可能在国家政治中行使权力却未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这也意味着国家的命运如今建立在最脆弱和不确定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英格兰同苏格兰之间基于“民族”原则而来的商业争斗，给斯密留下的印象并不美妙，事实上这也正是催生《国富论》的主因之一；与那些主张国家伟大与美德的英格兰理论家不同，斯密彻底摒弃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假设，即对“罗马共和国的强大权力”的痴迷以及将公民美德作为帝国扩张工具的主张。在贸易世界中，竞争使得古罗马那种由仁政治理的行省观念本质上不再有说服力。“谁要是刻意地让一个民族变得非常富有和强大，也就为这个民族的苦难和毁灭奠定了基础，这种苦难和毁灭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当下所需要的是对公民美德的新观念，这种观念坚决摒弃国家扩张的目标，转而致力于建立一些真正有望“持久稳固”的自由共同体。斯密谴责了所有缺乏适当机制来遏制“权力欲望”的政体。在国家之间，如同在公民个体之间一样，对人类统治欲望的制度性约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斯密的主张显然带有乌托邦色彩，且短期内不切实际，但他对 18 世纪早期直到今天民族国家给经济带来的政治困境的剖析，仍然是最为深刻的。

　　18世纪，一些极为锐利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将贵族的严酷与资本主义的温和进行了对比，斯密就在其中。孟德斯鸠尤其强调了商业的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在评论这一观点时指出：武士贵族往往具有伟大的、有时甚至是英雄般的激情，而资产阶级则把自己限制在更为谦逊和温和的特质中。通过分析沙夫茨伯里勋爵、弗朗西斯·哈奇森和大卫·休谟的贡献，他展示了这些哲学家如何将经济活动视为一种“与政治相一致的平静的激情”。在这方面，苏格兰启蒙思潮贡献卓著，斯密则是这顶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道德情感论》几乎和卢梭的《二论》同时，这并非出于巧合，而只不过是因为两人和同时期众多的敏锐的人一样，都开始感受到一个轮廓模糊、但意义非同一般的新时代的降临。斯密曾经以经济学的语言表达了和卢梭同样的复杂感受：“对公众幸福最有意义的变革是由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民促成的，这些人其实根本就没有为公众服务的意图。满足幼稚可笑的虚荣是那些大企业主的唯一动机。商人和工匠却不那么可笑，他们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追求的是自己小商小贩的原则——能赚一些就赚一些。他们都不知道也未预见到这场伟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是由他们中一种人的愚蠢，以及另一种人的勤俭逐步引起的。”显然，斯密和卢梭都不认为“文明”是一件没有价格的商品；对卢梭来说，这种价格不但意味着文明的进展要迫使人类因丧失德行而越来越远地离开诸如斯巴达或者古罗马这样的伟大时代，也意味着“人之为人”的文学化生存、或者用卢梭的语言，一个善良、但却高贵的“孤独者”的生存成了问题。但是，这并不是斯密要考虑的问题，对斯密来说，文明在18世纪的进展首先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自由、合理、舒适和体面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卢梭要嘲笑和摧毁的。斯密同功利主义者和同时代的迈迪逊一样，严厉斥责古代生活的虚华和混乱，认为它已经远远不能成为现代生活所需要的权利和义务的根据；同时，他在《国富论》中试图说服人们，上述的文明生活有史以来可望在他所创立的经济科学中得到实现；文明也许要借助人们的愚蠢和邪恶才得以取得进展，但斯密以经济学的良知觉得，只要代价不是太沉重，这一切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与付出的代价相比，人类由此而得到的却要好得多。

　　卢梭的确用“庸俗”这个词辱骂过斯密道德哲学上的导师和好友休谟。但是以卢梭挑战斯密，或者以斯密挑战卢梭，都将以类似“狗咬狗”的毫无教益的局面收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首先意识到卢梭派和苏格兰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根本地体现在两者的生存方式上。卢梭是资本主义进程在18世纪的紧密参与者，尽管他是以敌对者的态度参与的；斯密的主要职业，或者说唯一职业就是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换句话说，斯密是资本主义进程在18世纪的“旁观者”。对卢梭来说，他从宗教到俗世所学到的一切，加上他的天才、不屈不挠的活力和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百无禁忌，使得对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法国式的幽默感有正确的直觉并全盘接受，所有这些使这位批评不当的批评家和平庸的诗人兼哲学家能够使人入迷，兜售他的一套东西；为此，他投机、欺骗、接受礼物，最重要的，他总以独特的方式保持着建立在他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基础上的独立性和依附性；卢梭并不象中世纪的修道院里的知识分子或者意大利城市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那样，有其具体的、可指名道姓的庇护人和赞助者，但是，卢梭深知，恰恰是资产阶级全体是他的非人格化的庇护人，恰恰是资产阶级最爱读他的攻击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品，但这不是重要之点，重要之点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任何打击必然会撞上资产阶级的私人堡垒。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下，如路易—菲力普时期，军队有可能向罢工者开枪，但警察不会围捕知识分子，或者逮捕后必须立即释放；否则，资产阶级主人即使再不满知识分子的某些作法，也仍将一贯地支持他们，原因很简单，对资产阶级来说，要摧毁它不赞成的自由，也就意味着同时要摧毁它赞成的自由。总之，资本主义在18世纪注定了要培养他自己的知识分子反对者，资产阶级似乎也乐意于此。

　　这一切对于一个18世纪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来说，都是无关的。斯密的身份和处境使他可以与资本主义保持距离，而这一距离正是冷静和观察所需要的。正是这一距离，使斯密成为18世纪资本主义的“旁观者”，一个“公正的旁观者”。这一“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世界正是《道德情操论》的主题。《道德情操论》一开篇就提出了“文明生活”的道德前提，这一前提的基础就是抛弃霍布斯关于“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普遍战争”的学说，要抛弃它的原因很简单，正是霍布斯说的，普遍战争状态中的生活是“野蛮、短暂、穷困、肮脏”的；出于对文明生活的向往，斯密说：“不管人类有多么自私，很显然在他本性中有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使他对别人的好运感兴趣，使他们的幸福变得对他自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他从中一无所获，只是看到别人获得好运时产生一种愉快。”对他人命运的某种同感或者同情取代了霍布斯以毫不妥协的方式阐述的人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以及因这种追求而导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斯密并不否认自我保存的至上性，但是斯密通过对心理学的分析而指出，自我保存的至上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人的社会性；对斯密来说，两者同出于“自然”；或者说，“自然”为“社会”塑造了人。由此，德性并不构成自身的基础，因此也就不存在为了德性的德性。人类行为的道德基础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行为的优点或缺点在于感情想要或者打算产生的效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这取决于行为的“合宜性”。确切地说，道德的本质在于行为是否得到“认可”，行为的社会效果以及由此而来社会评价将构成道德问题的标准。显然，“社会性”的标准意味着任何人或者任何利益集团都将失去偏爱自己的理由，社会性的标准一旦成为一般准则，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将无法成为这种一般准则的例外。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斯密有必要设置了假想中的人物或者法官，他代表“普遍人类”的标准来评判人的行为，他代表人的良心，对人的每个行为实施想象中的、但并非无效的时时刻刻的监督。这个想象中的法官就是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

　　《道德情操论》实质上正是这样一部富有教育能量的作品，它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试图产生效果，教育每个读者成为、或者尽可能靠近那个“公正的旁观者”，至少要了解其道德世界和道德能量。这首先意味着，“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世界是从“人之为人”的心理特点中推演出来的，道德乃是出自“自然”；研究“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就是研究人作为“自然”动物的特点，而不是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特点。既然自然为社会塑造了人，那么对自然人的道德的探究也就是对道德的“社会”标准、而非政治标准的探究。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评判标准的只有北美共和国，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资源足够充分，以至于人群间的阶级界线并不僵化，也并不明确，始终处于分散和流动状态，而且，在这个国家，只要国内经济能够按照《国富论》的设想取得进展，没有人会特别在乎那些“政治动物”们的或罪恶或高贵的表演，在北美共和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公正的旁观者”的设想之所以在欧洲遭遇重重困难，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设想中所暗含的激进主义情感；“公正的旁观者”意味着道德标准的民主化。正如斯密所强调的，“公正的旁观者”并不完全是假想中的法官，事实上，这个法官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开庭的，“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标准存在于“人类的大多数”的日常的完全现实的状态中，换句话说，“公正的旁观者”的设想暗示了人的自然的平等。在17、18世纪的英国，存在主要的三种社会力量，即国王、私有财产者和尚在盲目无知时的平民，这三种力量的道德世界是不可能按照斯密的设想取得平均式的融合而得到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标准；如果我们从总体上将英国17、18世纪的历史概括为私有财产所有者打破马基雅维利式的专制迷梦及阴谋而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那么这些私有财产所有者——包括地产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道德世界显然也完全不可能斯密所谓的“人类的大多数”的道德世界。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以一种较之《国富论》更为集中、更为精确的方式表达了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设想：“得意的、无情的地主看着他无垠的田地，想象着他独自享受田地里生长出来的全部收获，根本不考虑他的同胞们的需要，这是毫无意义的。在他身上，一句朴实的、通俗的谚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眼大肚子小。对他来说，肚子容量和他巨大的欲望之间已经不成比例，而他将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吝啬的小农所应得的份额。其余的他不得不分给那些非常精心地为他准备他可以利用的那很少一份的人们，分给那些为他准备宅邸使他在其中消费这一点东西的人们，分给那些为他提供或整理用以显示高贵或名望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的人们。所有这些人都从他的奢侈和古怪中得到一部分生活必须品。这些必需品是他们不可能指望从他的人道与正义中得到的。土地的出产几乎总是维持着它能够维持的居民数量。富人只是从大堆中挑选最珍贵和最惬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不比穷人多，而且，虽然他们有一种天生就有的自私与贪婪，他们还四同穷人共同分享了他们的收获，尽管他们的本意只是为自己的便利考虑，尽管他们雇佣成千上万的人老劳作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他们自己虚荣、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驱使，对生活必需品进行了分配，这种分配同如果将土地平均分给所有居民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在没有预期、也不知道这一结果的情况下促进了社的利益。”

　　的确，在《道德情感论》所有那些有可能涉及道德的阶级划分的篇章中，斯密也正象他在上面阐述“看不见的手”时所做的那样，通常是从消极或者负面的角度出发，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人群构成中，道德鸿沟的存在。“对他[地主或者富人]来说，肚子容量和他巨大的欲望之间已经不成比例，而他将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吝啬的小农所应得的份额。”在斯密看来，“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世界若要获得现实的基础，就必须贬低财富和地位的重要性，“高贵和名望”如果以财富和地位为支撑，那么它就不过是“古怪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罢了。《道德情操论》用再简短不过的一段话概括了作者对由阶级差别所引发的道德鸿沟的看法：“在构成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中，贫穷微贱的人在各方面都不比那些似乎高高在上的人差。在身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安静方面，生活中的所有社会阶层几乎处在同一水平上。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拥有帝王为之奋斗的安全感。”

　　显然，“真正的幸福”确实是很难获得社会各阶层一致定义的概念；科里奥兰显然不会同罗马平民具有同样的道德世界，正如小皮特与派不会具有同样的道德世界那样；事实上，在英国，社会上层的道德世界因一系列不断发生的宗教纷争、政治和社会冲突，一直处于变幻不定的状态，莫尔的“乌托邦”理想同培根的“新大西岛”显然昭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道德世界；同为专制者的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同样对罗马作战，但却是出于绝然不同的道德动机。下层人民的道德世界则直到“雾都孤儿”的时代实际上仍然晦暗不明，处于未被搅动的黑暗状态。

　　这种状态因1688年的革命而更呈现悲观之态。这一革命一方面成功释放了英国的民间商业力量，同时也直接造成了因土地贵族势力的瓦解而出现的纯粹商业寡头势力，用以填补革命所造成的英国社会的阶级权力真空。此一时代的英国政治立刻陷入了日后狄斯雷利所谓的“威尼斯寡头政治”，国家大权形式上寄托于议会下院，实际上，下院则完全为上院所宰制。权臣沃尔波尔趁此时机，运用高超的行贿之术和操纵选举之术将下院的实力剥夺一空；整个国家经过议会选举而沦为少数商业寡头之手。1688年，英国人绅士阶层为避免克伦威尔式的人物再起，而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此一时期英国大学教育的重点也随之转到羁縻聪明青年、使之服从长者上来，平民的教育机会极端少见。哈蒙德在论及此一时期的英国教育时曾说：“所有旧日的大学都是富人的大学。麦考莱描写17世纪末牛津大学之庄严华丽时曾说‘当大臣奥蒙德公爵披绣袍而坐于谢尔登剧院有有画饰之天花板之座上时，多数按等级而披制服的毕业生环绕周围，同时英国最高贵的青年都以学位候补者的资格逐一晋见’。大学成为一种势力，不象往日巴黎大学那样能以学问震慑教王，是因为此一时期的大学已经成为政治机关的一部分。大学如此，公立学校也是一样。英国教育并非社会的看护院，而是一种秩序的看护院；不是国家的看护院，而是拥有钱财者的看护院。”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社会下层之所以较为安静，实在是因为教育的匮乏使他们失去了脑力和议论能力，只能静受他人豢养而已。由此不难理解，自1688年至苏格兰启蒙运动勃兴之际，英国的智识生活几乎沦落绝迹，历来活跃的政治生活也呈日薄西山之疲态。

　　《道德情感论》对“真正幸福”的总结、对“看不见的手”的阐述以及作为全书核心的对“公正的旁观者”的细致入微的讲解，在实质上都取得了与功利主义者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学说的一致，功利主义的立法原理一旦与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进行融合，就必然会导致强大而“激进”的社会立法行动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并最终迫使英国人的生活走向民主化，这正是理解发生在19世纪英国的几乎所有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基础；但悖谬的是，工业革命的时代并非斯密的时代，就如同狄更斯的宇宙并非斯密的宇宙。

　　《国富论》关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构想、以及《道德情感论》关于“公正的旁观者”的构想，最终成为了斯密对民主新世界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整体构想的组成部分。然而，斯密有意无意地忘记了18世纪以来英国国家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此即贫民待遇问题。这一问题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感论》中都有所暗示，但是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探讨，在《国富论》中，贫民问题仅仅作为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规则”现象而出现。理论探讨的缺乏意味着这一问题将在两个不同的舞台获得其表达和力量，一是文学，一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生活。18世纪英国最有才华的作家笛福和菲尔丁都深深触动于此问题，两人都对18世纪英国经济进程中的要点了然于胸。大地主霸占小农的田地、平民备受剥削、财产集中于强势人物之手，是18世纪英国出类拔萃的三件大事；正是这些事件使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的英国彻底陷入私有财产的时代，环顾欧洲，只有腐朽不堪的波兰政体与英国类同。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些问题的暗示虽然零散，但随处可见，他在阐述“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时赋予富人可悲而愚蠢的地位，这十足令人感到震惊，并构成了斯密体系最显著、也最根本性的矛盾。为了解决几乎弥漫了全书的这一矛盾，斯密在《国富论》的最后要求政府应当运用必要的智慧，以防止私人财产所有者那种狭隘的利益将势必给社会和国家造成的重大危害，而只自由放任他们有益的活动；然而，对政府的这一要求看来是模糊的和无法说明的，而且这一要求产生了更根本性的矛盾，即，《国富论》要求国家经济生活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必须处于商人和企业主阶层的管理之下，这将与“政府的智慧”产生怎样的矛盾是不难想象的。

　　英国在此一时期的历史表明，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构想的确产生了行之有效的巨大效果，并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化解了上述矛盾；然而，矛盾的化解主要归公于两种因素；第一，英国的平民自克伦威尔时代就开始经历国家生活的锻炼，虽然时时出现长时间的挫折和被抛弃的悲惨境地，但就主要趋势来说，英国平民组织得很好，而且一直得到负责任的领导，英国吸收自全帝国、乃至全世界的庞大财富也为平民的这种训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空间和经济可能性，而用不着太多、太严厉地经历革命和内战之苦；第二，英国政治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具有无可匹敌的坦诚和才干，这些政治家代代相传，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与教养，使许多重大事情容易解决。特别是这个统治集团对新原则、新形势的绝对适应性，团结了坚持官方传统人士中最有作为的部分。这一集团的意志在于统治，而且乐意代表变化了的利益集团去统治；它管理农业英国，也管理工业英国和商业英国；管理保守主义英国，也管理自由贸易英国；它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才能使它既能接受反对党的纲领，也能接收反对党的人才。举例来说，它能吸收狄斯雷利这样的人，此人若是放在德国或法国必将成为另一个尔；反过来也可设想，假如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到了英国，他肯定会成为普林基波伯爵那样的伟大人物，而类似路易-菲力普或者拿破仑三世那样的人，在法国沦为众人嘲笑的可怜虫，如果放在英国则势必成为格莱斯通式的人物，而类似俾斯麦那种人见人恨的铁腕人物，则英国则大有可能成为马尔巴勒式的人物，而不至于落得个如此悲凉的结局。

　　由于斯密的体系对“经济学语言的命令”的效力持有充分的信心，使得他无法太多地考虑来自政治领域的力量；实际上，政治与《国富论》和《道德情感论》中的主要思考是如此不和，以至于两者几乎难以共生共存；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斯密回避了18和19世纪构成英国政治和经济生活核心的“贫富之争”，他试图通过他的两部主要作品将之转换为“文野之争”。这一人为的转换当然是不成功的，从18世纪末期开始，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很快就在贫民和贵族的剧烈斗争中不再发生观念上的作用，在英国政治生活的观念舞台上，斗争双方的真正主角是托马斯.潘恩和埃德蒙.伯克。

　　斯密在18世纪末所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亦存在其国际方面的问题。如同后来的马克思一样，斯密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经过好望角去东印度群岛的通路中，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看到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过，他远不如马克思那样，对此一转折点最终会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持那么乐观的态度；斯密的表述如下：“其影响已经很大了；但自有这两个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两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其影响还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这两件大事，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的利益，或将引出的不幸，人类本身的智慧还不能加以预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匮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和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个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出自它们的本性，毋宁说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作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渐衰弱，使世界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压制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起此等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相互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的来临。”

　　在此，斯密承认西方征服者的运气和非西方被征服者的不幸乃是单一、而且是同一历史进程的结果；尽管斯密仍然遵循《道德情感论》中的教诲，希望对“自然的智慧”保持信心，希望与此一进程有关的人们以一种长远的眼光来描述和评估这个单一历史进程的后果，但无论如何，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问题的根本终究在于：没有人否认，在斯密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优越势力”或一个“力量中心”，它决定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者或卷入者如何分配其成本和收益。对斯密来说，这一“力量中心”非英国莫属。

　　只是斯密的那种18世纪启蒙式的头脑做梦都没想到，以英国为“力量中心”的这一世界性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并非出于“自然的智慧”，而是出于“战争”。1792年的特拉法加尔海战，结束了欧洲自1588年以来就日趋残酷的海上争霸历史，最终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一霸权成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石；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使法国退回其“自然疆界”，不但丧失了争夺陆地霸权的地位，而且更以一个中等实力国家的身份为欧洲大陆的“均衡”安心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均衡体系本身自1815年开始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服务于英国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滑铁卢战役遂成为英国体系的拱顶；同时，在单边自由贸易体系下，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流动资本的拥有者身份，使其轻而易举地击败所有可能的竞争者，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低价粮食供应和原料供应，而这最终成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柱石。就这样，英国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了。

　　这一体系的欧洲基础在于欧洲大陆各国“均势”体系的维持，如果各欧洲大国都有相对充分的空间，那就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果欧洲的这一“均势”为两大超级巨头鼎力对峙的局面所取代，则各国都将沦为两大巨头争霸的牺牲者，谁都没有发展空间。这一几乎不可解释的现象，历来只有英国人能体会并深明其中奥妙，奥妙的最深处就是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利益分配。1848年，欧洲的社会动荡及一系列革命浪潮引起英国的恐慌，英国人选择封闭帝国贸易体系，几乎给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造成致命灾难；1850年代，英国为了应付国内困难，说服已经非常具有优越地位的本国商人，采取保护英国本土农业的战略，遂导致包括印度在内的殖民地的世界性农业恐慌，引发了1857年印度的“人间地狱”，同时也导致美国南方的农业紧缩，可谓十足的历史讽刺，这帮助了美国内战中北方的胜利，作为战争的结果，美国南方遂脱离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体系，成为统一的美利坚共和帝国的一员；1870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迅速成为欧洲大陆的超级强国，“均势局面”由此瓦解，俾斯麦的继承者们重新进行了拿破仑失败的事业，向英国体系发起挑战，把英国及其帝国带入一场世界性大战，战争的结果使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走向瓦解的边缘，德国人依照李斯特和施穆勒的“国民经济”所开创的经济国家主义，经过美国人充满保守主义的重铸，迅速取代了英国依靠其帝国和金融威力而维持了将近百年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

　　今天，我们这么说大致是不会错的：《国富论》的逻辑力量并没有产生历史效应，就象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赖以为标志的说理性散论很快就丧失了其在大众和政治家当中的说服力那样。但是，斯密在阐述其“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理论时，从经济的角度将人类大致分成“有用的”和“浪费的”的两类，这可说是代表了资本主义即将进入到成熟期时的古典理想，这一理想也可说是决定了资本主义能否发挥正当作用、以及最终能否生存下去，今天各国的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正在远离斯密式的古典理想，使斯密本人的形象日渐淡入越来越充满乡愁色彩的18世纪英国式的小工厂，模糊不清，几乎难以辨认了。对此，正如对资本主义洞察最深的熊彼特所说：“现代资本主义过程把所有那类制度，尤其是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推入幕后，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表现了真正‘私人’经济活动的需要与方法。在资本主义过程尚未废除这些制度的地方，就象它在劳工市场已经废除自由契约一样，它通过变更现有法律形式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属于公司企业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增加，属于合伙和个人企业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减少，或者变更现存法律形式的内容与含义，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资本主义过程以一包股票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力。它松弛了过去一度抓得很紧的东西——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和实际能力；所有权持有人丧失了为‘他的’工厂和他对工厂的控制权，从经济上、肉体上和政治上进行战斗，如有必要在工厂台阶上战死的意志。这种对我们可称之为财产的物质实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观念的淡薄，不但影响财产所有人的态度，同样影响工人和一般公众的态度。非物质化的、无功能的、不在当地地主式的所有权不如有生命力的财产形式那么引人注目和能唤起人们道德上的忠诚。最终，真正愿意支持它的人将不留一个，在大公司内外甚至也没有一个人支持它。”

　　今天，各方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反思常常会探讨其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经济模式、作为生活方式、作为治理方式、作为政治动员等等。但这些自由主义的不同方面并非孤立存在。自由主义思想引导着政治治理和动员的体验，而这反过来又迫使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发生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理念和理想激励了自认的自由主义者，敦促他们不断地进一步看清自己在所处政治传统中以及敌对政治传统中的形象。即使自由主义难以获得固定定义，一些概括依然可能。在历史背景下，自由主义表现出对人类繁荣、权利平等、商业社会、阶级与行业文明和谐以及由民主声音和可预测法律原则所引导和约束的国家权力的亲和力。这些价值观将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区别于无政府状态、专制、神权政治、旧制度和乌托邦式的全面国家。这无疑是亚当·斯密的功劳。然而，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意味着，实际上这些价值观永远无法完美实现。在压力下，自由派重新平衡并优先考虑对这些价值观的忠诚度，这些重新校准自由主义思想、信念和政策的尝试推动了自由主义的不断转型历史。在亚当·斯密之后，自由主义和法律秩序的面貌大不相同。19世纪自由劳动、契约关系、私有财产权和宪法补偿性等自由主义要素迅速失去主导地位，在美国，改革者们转而投入了进步主义的怀抱，在欧洲，改革者们则纷纷皈依“民族国家”拜物教。

　　无疑，熊彼特比今天任何资本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更了解资本主义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奥秘，他也比今天的任何人都更明白资产阶层一旦蜕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成单纯的经济收益要求者而非创造者，将会催生何等可悲且恐怖的政治涵义和社会后果。亚当·斯密的历史效能恰恰就以“负面”的形式体现在此，因为他第一个为人类建立了这样一个坐标：如果一个社会将其政治权能大体上限于保障产权和契约，保持财政平衡，并参与旨在缩减政府规模和消除干预经济政策的改革，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自由主义的；如果一个社会将经济发展视为以国家为主要工具的政治愿望或社会-意识形态工程的结果，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不会是自由的；如果一个社会力图控制整个经济，那它就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社会，至于具体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则只不过是技术层面的区分，并无实质差异，只不过是因为苏联的存在，尤其是苏联的瓦解，一度遮蔽了万国洞察真相的视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