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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环境、社会及治理）领域的监管与市场约束正持续升级，尤其在“漂绿”治理层面，全球范围内的规制收紧态势已十分明确。近年，欧盟、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环保相关广告及标识的明确指引；2025年更是密集出现多起标志性警示事件，德意志银行收到欧洲史上金额最高的漂绿罚单、SHEIN遭遇法国与意大利双重处罚、始祖鸟在西藏举办的烟花秀引发公众广泛质疑，一系列案例为全球企业的ESG合规敲响了警钟。

　　2025年12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气候变化和能源标准（GRI102&GRI103）中文版，为中国企业对接国际主流披露框架提供参考。身为GRI气候标准技术委员会成员，郭沛源表示，该标准的创新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填补传统GRI标准的多个空白，明确要求企业开展气候情景分析、转型及适应计划等此前较少涉及的内容；二是纳入 “公正转型” 要求，强调企业需披露转型对就业、社区的社会影响，即便这类影响不产生短期重大财务作用。新标准将引领企业转向战略层面的气候风险管理。

　　其一，从边缘到核心的深度内化。ESG不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装饰品，而是扎根于社会价值创新战略的底层逻辑。其二，从共存到共生的模式升级。社会价值创新已突破公益捐赠、单独ESG项目的局限，转向通过商业模式重构，将解决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遇。其三，从单向到共振的全球协同。ESG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国际发达市场的必要通行证，但这种影响并非单向传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绿色消费、可持续供应链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也正在反向输出经验。

　　在刘轶芳看来，行业与政策制定层面应主动加速推进ESG标准体系建设；而把握这一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机遇，核心在于明晰实施路径，实现国际趋同与本土创新的精准结合。她强调，中国ESG披露准则已初步搭建国际接轨基础：框架上采纳ISSB“治理-战略-风险机遇管理-指标目标”四要素逻辑，以期降低企业跨境合规成本；原则上兼顾财务重要性的基础上，并不忽视影响重要性；议题上纳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本土内容，凸显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特色需求。

　　依托中国已在绿色金融领域积累的先行优势，周国银提出发展解法：一是以政府采购与投资为切入点，建立ESG认证机制发挥示范作用；二是用好“买家话语权”，对进口大宗商品和消费品提出ESG认证要求，“既然中国出口商品需遵守他国ESG规则，那么进口环节亦可构建对等标准”。他同时建议从原创标准创新、国际兼容性提升、实践经验积累、市场激励机制构建四方面试点突破，待形成成熟经验后深化国际交流，主动参与全球ESG治理机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