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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阐明这一抽象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常用生动的比喻和案例。他举例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这意味着，一台静止的、未被纳入特定生产流程的机器，其本身只是物理存在物，而非资本。只有当它被置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特定社会关系下，作为生产资料而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结合时，它才转化为资本。此时，纺纱机就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工具，而是演变为一种支配活劳动的权力载体。

　　因此，资本的本质绝非其物理形态（如机器、厂房、原材料或货币），而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支配性社会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模式下，这表现为一个清晰且对立的二元结构：一端是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端是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资本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在工厂的时空界限内，通过严格的纪律和管理，最大限度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完成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资本的积累。这种关系是权力性的、剥削性的，并且是历史特定的。理解这一点，是我们剖析数字时代资本形态嬗变的理论前提。它让我们能够穿透数据、算法等新兴技术物的迷障，直指其背后重构的社会权力关系。

　　首先，数据垄断构筑了极高的、动态的市场壁垒。 这与工业时代的垄断形式截然不同。传统垄断可能依赖于规模经济或自然资源控制，而数字垄断具有赢家通吃和自我强化的特性。平台通过其庞大的用户群产生海量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优化算法、提升服务质量，从而吸引更多用户，产生更多数据，形成一个数据驱动的“飞轮效应”，使得后入者几乎无法逾越其鸿沟。此外，平台巨头通过跨界并购（如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Meta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形成生态闭环，将用户牢牢锁定在自己的服务体系内，进一步巩固其领地。中小企业在数字空间中不再是与大企业平等竞争，而是不得不依附于这些平台生态系统（如依赖苹果App Store或Google Play进行应用分发，依赖亚马逊AWS提供云服务），并接受其制定的规则和高昂的“租金”（如高达30%的“苹果税”）。

　　其次，这种垄断超越了经济层面，演变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力掌控。 “数字领主”们不仅掌握着经济命脉，还通过其平台规则和算法推荐，深刻影响着信息的流动、舆论的走向、甚至社会文化的塑造。它们能够决定哪些内容被看到、哪些声音被放大、哪些商品被推荐，这实质上赋予了他们一种私有的、不透明的 “算法治理权” 。这种权力缺乏传统公权力应有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却对公众的认知、选择和机会产生着决定性影响，从而侵蚀了社会公平和个体的自主性。

　　最终，“数字封建主义”加剧了结构性不平等和主体性危机。 经济上，财富以数据租金的形式源源不断从“数字佃农”（如依靠平台谋生的创作者、司机）流向“数字领主”，而前者创造的绝大部分数据价值被后者无偿或低价占有。社会上，个体在平台面前议价能力微弱，其数字身份、社会声誉乃至生计都高度依赖于平台的规则，导致了深刻的依附性和不安全感。这种由数据垄断所强化的权力结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对民主社会的根基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对数据垄断的规制和“数字封建主义”的反思，已成为关乎未来数字文明走向的核心议题。

　　数据确权制度创新，破解平台私有制垄断：深圳数据交易所实践《数据二十条》，推行数据资产凭证“三权分置”（数据资源持有权归提供者占70%、加工使用权归平台占20%、产品经营收益权中政府税收占10%）。这为数据要素的社会化利用和收益共享提供了制度基础，旨在保障原始数据生产者（用户/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北京试点的“数据资产入表”机制，使企业数据资源可计入资产负债表，2024年首批12家企业资产增值超180亿元。

　　数字时代，资本的关系本质在技术赋能下完成了深刻嬗变。控制范围更广、方式更隐蔽、剥削形式更多元，导致了严重的主体性分裂和数据异化。然而，技术本身也具有双重性。中国的实践表明，通过制度创新（如混合所有制、数据确权）和有效监管（如算法治理），有可能对资本关系进行引导和重塑，朝着更加共生、共享、人本的方向发展，为在数字空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探索可行路径。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数字文明未来走向的重大社会命题。